“拙劣”二字成了保密局天津站行动队中校队长马奎的标签：在职场上不受待见TopBull，回到家里也没有温暖，最后连死在谁的手里都成了一个谜，明明头顶大草原，但吴敬中偏偏要给他戴上红帽子——马奎的帽子也很有意思，他只要不是被抓，那顶帽子就像租来的一样，见戴笠的时候，在室内也不肯摘下来。
马奎曾经被日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的特务逮捕并严刑拷打，他“招供”的时候，化名“劳文池”、代号为“蟹”的余则成就坐在墙角做记录。
余则成在保密局天津站与马奎“重逢”，表现出来的却是谁也不认识谁：马奎被打的晕头转向，没注意“记录员”可以理解，余则成那聚光的小眼睛和不扇风的耳朵可没闲着，他怎么会认不出眼前这个盯着自己的大个子，就是当年那个“叛徒”？
马奎的“叛徒”二字之所以加引号，是因为他被抓捕后并没有竹筒倒豆子，他出卖的也不全是军统特务，而且他的“招供”，也可能是戴笠或毛人凤的借刀杀人之计——马奎刺杀了吕宗方，同时又把吕宗方领导的“策反小组”出卖给了日伪。
马奎似乎是“毛人凤的人”，他能在抗战胜利后到保密局天津站当行动队队长，显然已经把被捕期间的事情“说清楚了”，要不然以戴笠和毛人凤的性格，十个马奎也枪毙了。
当年有“军统第一杀手”之称的陈恭澍被捕叛变，还当了汪伪高级特务，甚至还去东京转悠了一圈，虽然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是真叛变，并在回忆录中一再强调他在抗战胜利前就已经跟军统恢复了联络，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戴笠和毛人凤还是要杀掉他，要不是戴笠坠机、郑介民接班，陈恭澍不是吃枪子就是越狱逃跑了。
陈恭澍后来被郑介民启用并重新熬到少将军衔，此人居然毫不讳言他在得到死刑判决消息后，在老部下和“朋友”的帮助下已经拿到了监狱大门小门的钥匙，正在准备完成越狱最后一步的时候，一个姓李的小警卫追了上来，悄悄告诉陈恭澍：“你不用跑了，戴先生遇难了！”
陈恭澍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：“如果有人为我当时有什么感想，实在太复杂了，可以说的是关在牢里和生活在外面，会有很大的不同。”
军统的监狱跟七十六号的监狱相比，那条件还是“好多了”TopBull，而且陈恭澍被戴笠下令拘捕后并没有严刑拷问，因为戴笠无需陈恭澍招供，也不想让他说得太多，直接处死一了百了。
军统和七十六号性质上有所不同，但手段残酷却是大致相同的，七十六号更加灭绝人性，连“军统第一杀手”陈恭澍都知道自己扛不住酷刑，所以被捕后很快就变节叛变并招供了——军统在上海的潜伏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，那就是陈恭澍出卖的。
陈恭澍“光棍不吃眼前亏”，所以被捕后没有吃任何苦头，反而吃喝玩乐外加东京一游，但他在回忆录中提起日伪的酷刑，还是心有余悸：“他们是一种全然泯灭人性的‘两脚兽’，根本不顾人道……这就是民族战争中，弱者所得到的惨痛教训，切不可等闲视之！”
陈恭澍列出了日伪的十二种酷刑，并一再强调自己的同事都经受住了酷刑：“我们平常聊天，都不愿意谈这种事，因为说起来痛心！”
被两脚兽逮去后遭受的酷刑，确实有些连说都说不得，陈恭澍嘴上说“不愿提起”，笔下却没有闲着，只可惜他的文字笔者不能完全摘录，因为那些话确实看了令人极不舒服。
很多军统特务都有被汪伪逮捕的经历，即使没被抓过，他们也对日伪酷刑有很多了解，并且依样画葫芦有样学样地搬进了军统刑讯室，我们看沈醉回忆录，就会发现他和徐远举都颇“精于此道”，所以沈醉写得很真实：“我当重庆侦缉大队长时，侦缉人员经常把许多小偷当做酷刑的实验品。军统特务班的学生也拿这些人当作‘活教材’，练习使用酷刑的方法和观察效果。”
军统和七十六号的“电刑”对人生理和心理的摧残都是永久和致命的，这一点沈醉在回忆录中也写清楚了：“对不同体格的人使用不同程度的电量，使用过久也不会晕过去，而只是越来越难受，虽然痛苦到汗出如雨，连某某（不是尿）都要流出来，但还能说话，这便最有利于审讯。”
沈醉不但知道电刑的可怕，还在自己家里对杨杰将军的副官用过，当时沈醉是保密局云南站站长，他们抓捕了杨杰将军的副官后，直接带到沈家动刑：“特务们正在我家楼下对杨杰的副官进行刑讯，杨的副官经受不住手摇电话机改成的临时电刑的痛苦，发出凄厉的惨叫。”
职业军人尚且受不住电刑的折磨，而且杨副官遭受的还是“简版”电刑，而马奎被七十六号特务逮捕后，看起来像是铁打的汉子，表面上并没有太明显的伤痕，但满脸都是虚汗，那显然是受电刑的结果。
笔者小时候认识一个年纪不小的会计，他因为贪污而被逮捕，出来后说自己“那话儿”被电棍杵过，直到多年后，我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不长胡子。
马奎身强力壮，但是他的妻子周根娣却红杏出墙，而且出墙对象还是那个看起来矮矮胖胖一身肥肉的洪秘书——按常理推断，洪秘书连马奎一半也赶不上，但周根娣居然能去找洪秘书，而马奎居然还能跟洪秘书把酒言欢，这里面的奥妙，也就只有他们三个“当事人”清楚了。
马奎是行动队队长，也就是说天津站在外面盯梢抓人的特务都是他的“小弟”，要说没有一个人发现“大嫂”与洪秘书有染或马奎毫不知情，那显然是不真实的。
除了周根娣，在七十六号“很受重视”的余则“参加”了对马奎的审讯，自然也知道马奎遭受了怎样的折磨，但余则成毕竟是个“厚道人”，所以在熟知马奎遭受非人折磨后变节并部分招供，而没有向吴敬中揭发——大家都是男人，同情心还是有一些的。
这样想来，我们就不难发现马奎的“拙劣”其实是来自“憋屈”，在遭受电刑之后，整个人都变得有些憨憨的。
就像太监特痴迷金钱和权力一样，马奎看谁都像仇人，总想抓住一个大卧底一鸣惊人，从机要室主任余则成、情报处处长陆桥山到站长吴敬中，他把天津站的高层得罪了个遍，最终还是想挤掉吴敬中并取而代之。
马奎死了，这对他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，他的继任者李涯，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他虽然经常为了加班而睡在办公室，但这并不影响他收水产老板的镯子并通过余则成“转赠”翠平，在“安置”叛徒袁佩林的时候，还特意挑选了一个灯泡粉红的地方，刚被换回来的时候，也是胡子拉碴，这说明李涯跟马奎相比，起码还是个“正常人”——您什么时候看马奎收别人的钱财或去风月之地消费？
马奎是一个复杂的人，他被日伪抓捕后有没有完全叛变，也是一个谜团，但不管怎么说，马奎死前那段日子绝对“不幸福”，细心的读者诸君肯定还能发现“马奎夫妻”的反常之处——这个表面彪悍的大个子，是不是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难言之隐？他是不是在被日伪逮捕期间，受到了不人道且致命伤害？马奎在七十六号都经历了什么，是不是当时活着的熟人，只有余则成和周根娣知道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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