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8年6月，钱大钧当众将湖北军统战副站长杨若琛一枪打死。戴笠跑去老蒋面前告状，老蒋却偏袒钱大钧，说：“杨若琛不懂军事，胡乱发报，扰乱军心，死有余辜！”
1938年6月15日中午，汉口洞庭街的空气里，弥漫着武汉会战前夕的紧张气息。街道上行人稀少，偶尔有军车呼啸而过，带着备战的肃杀。一栋灰色小楼前，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下，车门推开，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钱大钧身着军装，面色铁青地走下车，身后跟着两名全副武装的贴身卫兵，步伐沉稳，眼神锐利，径直朝着小楼大门走去——这里是军统湖北站的所在地。
一楼值守的特务见状，连忙上前想要盘问，两名卫兵二话不说，直接拔出驳壳枪，死死顶住特务的脑袋，特务吓得浑身僵硬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钱大钧丝毫没有理会眼前的闹剧，目不斜视地踩着木质楼梯，一步步走上二楼，走到副站长杨若琛的办公室门前，没有敲门，猛地一脚踹开了大门。
此时的杨若琛，正坐在办公桌前低头写文件，听到巨响，猛地抬头，看到钱大钧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，连忙站起身，脸上堆起谄媚的笑容，刚要开口喊“钱长官”，钱大钧已经迅速拔出腰间的手枪，枪口直直对准杨若琛的眉心，没有丝毫犹豫，直接扣动了扳机。
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枪声划破了小楼的寂静，也惊动了整栋楼的特务。杨若琛眉心瞬间冒出血迹，身体向后一仰，重重倒在办公桌上，手里的钢笔滑落，文件散落一地，当场毙命。几十号军统特务听到枪声，纷纷拿着枪冲上二楼，把走廊堵得水泄不通，枪口齐刷刷对准钱大钧，却没人敢轻易开枪。
钱大钧缓缓把手枪插回枪套，目光冰冷地扫视了一圈走廊里的特务，指着地上杨若琛的尸体，声音低沉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慑力：“谁再敢告黑状，这就是他的下场！”说完，他带着两名卫兵，推开围堵的人群，大步下楼，坐上黑色轿车，扬长而去。满楼的军统特务，眼睁睁看着他离开，没有一个人敢上前阻拦，走廊里只剩下尸体的血腥味和众人压抑的呼吸声。
这起当众击毙军统副站长的事件，在当时的武汉军政界掀起了轩然大波。没人敢相信，有人竟然敢在军统的地盘上，当众枪杀戴笠的心腹，而这个人，正是蒋介石身边的大红人——钱大钧。要读懂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，还要从钱大钧与戴笠的旧怨，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说起。
钱大钧出身黄埔军校，是黄埔初创时期的兵器教官，更是蒋介石的“八大金刚”之一，论资历、论与蒋介石的亲近程度，在国民党内部都算得上顶尖。而戴笠，虽然当时已经是军统负责人，手握情报大权，在蒋介石面前也颇受重用，但论资排辈，他在钱大钧面前，只能算是个端茶倒水的晚辈，两人的地位差距悬殊。
两人的矛盾，早在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中，就已经埋下了伏笔。当时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，东北军士兵冲进华清池，意图抓捕蒋介石，逼迫其停止内战、一致抗日。时任侍从室主任的钱大钧，负责掩护蒋介石撤退，在与东北军的交火中，他身中数枪，子弹从右胸穿入，从左肩背穿出，伤势极重，险些丧命。
钱大钧拼尽全力，才保住了蒋介石的安全，算是拿命救了蒋介石一次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事变平息后，戴笠竟然在蒋介石面前打小报告，暗中散布谣言，称钱大钧安保不力，才让蒋介石陷入险境，甚至暗示钱大钧与张学良有私交，有“通敌”嫌疑。
蒋介石当时刚经历西安事变，心神未定，又素来多疑，听完戴笠的谗言后，当即勃然大怒，免去了钱大钧侍从室主任的职务。钱大钧本来以为自己救驾有功，能得到嘉奖，没想到却落得个丢官罢职的下场，他心里清楚，这一切都是戴笠搞的鬼，这笔账，他牢牢记在了心里，也对军统恨之入骨。
时间转眼到了1938年，抗日战争进入关键的武汉会战阶段。日军调集大量兵力，逼近武汉，武汉作为当时中国的战时临时首都，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，形势万分危急。蒋介石急需得力干将镇守武汉，于是重新起用钱大钧，任命他为航空委员会主任，执掌中国空军的防务，负责武汉上空的空战指挥，守护武汉的空中安全。
当时，武汉上空经常爆发激烈空战，日军战机频繁来袭，轰炸武汉市区，百姓人心惶惶，士气低落。钱大钧深知，空军不仅要抗击日军，还要起到稳定民心的作用。于是，他定下了一个特殊的战术：每次日军飞机来袭，中国空军的战机起飞后，先在武汉市区上空盘旋几圈，让武汉市民清晰地看到中国空军的战机，让大家知道，中国空军还在，还在守护着他们，以此稳定民心，鼓舞士气。
钱大钧的这个战术，虽然在军事上有一定的争议，却在稳定民心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。可他没想到，这个为了抗战大局的战术，竟然被人盯上了，而这个人，就是军统湖北站副站长杨若琛——戴笠的心腹死党。
杨若琛出身军统，是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，对戴笠忠心耿耿，凡事都以戴笠的意志为准。他本身不懂军事，也不了解空战的实际情况，看到钱大钧让战机在市区盘旋，便误以为钱大钧是“避战保机”，不想与日军正面交锋，甚至故意误导飞行轨迹，延误战机。
为了讨好戴笠，也为了打击钱大钧，杨若琛连续向重庆的戴笠发送密电，在密电中诬告钱大钧“避战保机”“消极抗日”“故意误导飞行轨迹”，试图借戴笠的手，扳倒钱大钧，报戴笠之前被钱大钧压制的仇，同时也扩张军统在武汉的势力。
钱大钧在军统内部，也安插了自己的情报线人。杨若琛的密电，很快就被线人截获，连夜送到了钱大钧的办公桌上。钱大钧看完密电内容，气得把纸条狠狠拍在桌子上，脸色铁青。他太了解军统的办事套路了，戴笠心狠手辣，且手握情报大权，如果走正常的司法程序申诉，戴笠一定会销毁证据，甚至反咬一口，说他诬告军统人员，到时候，吃亏的还是他自己。
钱大钧本身就性格刚硬，加上之前被戴笠诬告丢官的旧怨，此刻被杨若琛这个小辈当众挑衅，怒火彻底爆发。他心里清楚，对付戴笠这种没有底线的特务，对付杨若琛这种狐假虎威的爪牙，最有效的办法，就是最直接的暴力——杀一儆百，既能除掉杨若琛这个眼中钉，也能给戴笠一个下马威，让军统的人不敢再随意招惹他。
于是，就有了1938年6月15日的那一幕。钱大钧没有丝毫犹豫，带上贴身卫兵，直接闯进军统湖北站，当众击毙了杨若琛，用最决绝的方式，发泄了自己的怒火，也打响了与戴笠正面交锋的第一枪。
杨若琛是戴笠的心腹，在军统内部地位不低，如今在自己的地盘上被当众击毙，戴笠得知消息后，气得暴跳如雷。他立刻让人整理了杨若琛的尸检报告，带着报告，急匆匆赶到蒋介石的办公室，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告状，诉说自己的委屈，要求蒋介石严惩钱大钧，给军统一个交代，也给所有军统人员一个说法。
戴笠本以为，蒋介石就算看在钱大钧救驾的份上，也会对钱大钧有所惩罚，至少会象征性地批评几句，安抚一下军统的人心。可他没想到，蒋介石看完尸检报告后，只是淡淡地把文件扔在一边，没有下达任何逮捕钱大钧的命令，反而对着他摆了摆手，语气平淡地说：“杨若琛不懂军事，胡乱发报，混淆视听，扰乱军心，死有余辜。钱大钧脾气是急了点，但他也是为了抗战大局，情有可原。”
蒋介石的这番话，彻底浇灭了戴笠的怒火，也让他陷入了深深的无奈。他心里清楚，蒋介石之所以偏袒钱大钧，不仅仅是因为钱大钧是他的嫡系心腹，更重要的是，蒋介石在刻意平衡各方势力——当时，军统的势力日益膨胀，戴笠手握情报、暗杀大权，手伸得越来越长，不仅渗透到国民党的各个部门，还引起了军方高层的普遍不满。
蒋介石一直以来，都擅长用平衡之术驾驭手下，他既需要戴笠的军统搜集情报、清除异己，也担心戴笠势力过大，难以控制。钱大钧当众击毙杨若琛，刚好替蒋介石找到了一个敲打戴笠、压制军统势力的机会，蒋介石自然不会惩罚钱大钧，反而会借机偏袒钱大钧，让戴笠收敛锋芒，明白谁才是真正的掌权者。
戴笠何等精明，瞬间就看透了蒋介石的心思。他知道，自己再坚持下去，不仅讨不到任何好处，反而会惹蒋介石不快，甚至可能被蒋介石借机打压。无奈之下，戴笠只能咽下这口恶气，不敢再要求严惩钱大钧，只能悄悄派人把杨若琛草草下葬，连一场像样的葬礼都不敢举办，生怕再引来蒋介石的不满。
而钱大钧，不仅没有因为当众杀人受到任何惩罚，反而继续得到蒋介石的重用，在航空委员会主任的位置上，继续主持武汉上空的空战指挥，为武汉会战的抵抗做出了一定贡献。戴笠虽然心里恨得牙痒痒，却不敢再轻易招惹钱大钧，两人之间的矛盾，虽然暂时平息，却埋下了更深的隐患。
几年后，蒋介石为了进一步压制戴笠的势力，削弱军统的权力，下达了一项让戴笠颜面扫地的任命。1944年，蒋介石直接把钱大钧空降到军统，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（军统）局长，成了戴笠的顶头上司。这个任命，无疑是给了戴笠致命一击——曾经被自己诬告丢官的钱大钧，如今成了自己的直属领导，戴笠的处境，可想而知。
钱大钧上任后，立刻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军统。他首先削减了军统的经费，让戴笠手里的资金变得紧张，难以开展大规模的活动；随后，他又把戴笠的几个核心亲信，调离了军统的核心岗位，换上了自己的人，逐步架空戴笠的权力。戴笠在钱大钧手下，处处受制，做任何事都要看钱大钧的脸色，苦不堪言，却连一句怨言都不敢公开说——他知道，钱大钧背后有蒋介石撑腰，自己根本不是对手。
钱大钧与戴笠的这场争斗，本质上是国民党内部权力斗争的缩影。两人从西安事变的旧怨，到杨若琛之死的正面交锋，再到后来钱大钧成为戴笠的上司，每一步，都离不开蒋介石的平衡与操控。在那个战乱纷飞、权力倾轧的年代，无论是钱大钧的决绝，还是戴笠的隐忍，都只是蒋介石驾驭手下的棋子。
参考资料
1. 《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》（第五辑第二编·军事）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
2. 《戴笠传》（沈美娟著），群众出版社2017年版
3. 《钱大钧回忆录》（钱大钧口述，沈云龙整理）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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