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1年10月的一个午后，湖面正起轻风，东湖宾馆门口停下一辆深色吉普，七十岁的毛岸青扶着车门慢慢下车。久违的武昌秋气扑面而来涨停吧，他似乎闻到了当年父亲爱喝的桂花米酒味。
大厅拐角处摆着一组黑白照片，他走过去，邵华在旁提醒：“这是父亲在梅岭一号的留影。”话音未落，毛岸青已红了眼眶，嘴里低低吐出俄语：“Папа……”。眼泪顺着沟壑般的皱纹滑下，那张神似毛泽东的脸瞬间被泪水模糊。
工作人员罗义珍后来说，毛岸青的神态、微笑甚至抬手的动作，都像极了二十多年前常来此小住的毛主席，“乍一看会愣神，以为时间打了个回头车”。的确，这座被称作“湖北中南海”的宾馆，承载了父子二人在武汉最浓的记忆。
毛泽东对东湖的钟情，有数字作证。1969年到1974年，他先后在梅岭一号住了近三百五十天。每回到武汉，总要看看水位、问问粮情，然后夜里伏案批阅文件。有人感慨，这里是战役之外最像“家”的地方。
有意思的是，主席常对身边人说：“一到东湖就睡得香。”原因并不复杂，山风带着湿润，睡前再饮一盅竹叶青，失眠自然少了一半。也正因此，毛岸青成年后每逢思父之情涌起，习惯往东湖跑一趟。
但这对父子真正能相处的时光并不多。岸青四岁那年，父亲忙于秋收起义，此后两人天各一方。母亲杨开慧牺牲后，兄弟俩辗转多地，童年几乎在战火与躲避中度过。
毛泽东的家教方法颇为“放手”。岸青曾不慎打碎瓷杯，怯生生等着挨训，没想到父亲只是淡淡一笑涨停吧，告诉他“泥土到瓷器，要千锤百炼，碎了可惜”，孩子对此记了一辈子。
又一次，小岸青捡玻璃片玩，保姆急得要夺，毛泽东却摆手：“划破一次，下次就学乖。”这番近乎“野性”的教育，在战乱年代显得异常务实——疼痛比训斥管用。
1937年初春，14岁的岸青随组织护送赴苏联。远在莫斯科的他与哥哥日夜惦念延安的父亲，两兄弟每半月便写信一封，汇报学习、询问身体。“要多读鲁迅，也要读陀思妥耶夫斯基。”毛泽东在回信里顺手塞进几本书，笔迹被油墨熏黑仍清晰。
苏联的严谨治学让岸青如鱼得水。俄语、哲学、经济学，他门门成绩拔尖，甚至能够用俄文翻译《红楼梦》节选。老师直言：这个高个子的中国学生“脑子像精密钟表”。父亲得讯，高烧未退仍抱着孩子照片在窄窄窑洞里踱步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毛岸青回国进入中宣部翻译室，手头第一件活便是校订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程》。工作之余，却始终单身。毛泽东着急，半开玩笑叮嘱：“找对象别提自己是谁的儿子，省得人家忒顾虑。”
命运的拐点在大连疗养院。护士邵华细心又爽朗，岸青心里有了涟漪，却拿不定主意。父亲侧面打听后摇头说“不合适”，随后试探：“思齐的妹妹呢？”这一句话把岸青心事直击。往来书信数月后，两人携手走进婚姻，简洁得连婚宴都是部队食堂一桌饺子。
翻过中年，毛岸青淡出公众视线，住进北京西山一处小院。客厅东墙挂着双亲油画，西墙是邵华拍摄的舞蹈组照。日子静得出奇，他翻俄文版托尔斯泰，看累了就弹一段自编旋律。下围棋胜少败多，却把国际象棋杀得家里无人敢应战。
不得不说，低调似乎成了他晚年的底色。青海、四川、桂西等老区的捐助名单里，经常出现“毛岸青、邵华”几个字，金额却从不高调公布。熟识的人知道，他总叮嘱“别拿我的名字去写报道”。
1991年这趟东湖之行，毛岸青还有一件要务——和编撰《中国出了个毛泽东》的作者们核对资料。他说话不多，常把记忆里的细节用手画在桌面：墙上挂钟指针方向、父亲批改文件的姿势、老式冰箱门把手的弧度……在场者听得如临实景。
临别前夜，宾馆餐厅特意复刻当年那道铜火锅，湖鱼片、窝笋、藕带一锅滚沸。岸青夹起一片最薄的鱼肉，轻声道：“还是这个味道。”灯光里，他的侧影与墙上那张旧照片重合，轮廓几乎分不出谁是谁，只是少年已成白发，时光无声而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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