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说起黎玉，可能很多人不熟悉这个人，但在战争时期，他绝对是独当一面的大人物。
更重要的是，黎玉立下的功劳，我想没几个人能做到，他在抗战时期给延安送了13万两黄金。
巅峰时期，黎玉作为华东局副书记、山东省委书记，能指挥数十万大军，他还是山东部队的主要领导人。
这样一位大人物，却在解放战争时期遭受了不公平待遇，建国后一度只当了小小的处长。
至于军衔，那就更不要提了。
到底怎么回事？
01
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，我党在山东的党组织几次遭受破坏，省委书记被逮捕是家常便饭。
1935年底，山东党组织再次遭受毁灭性打击，急需一个人前往山东完成重建任务。
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去，因为山东这地界“邪乎”，去一个被抓一个。
最终，任务交给了30岁的黎玉。
别看黎玉年纪不大，履历却十分丰富，他是北平大学法政学院的高材生，搞过学生游行，从事过地下工作，还领导过开滦煤矿大罢工，曾三次入狱。
更重要的是，黎玉曾成功恢复了唐山的党组织，在这方面经验比较丰富。
黎玉接到任务后，二话没说，就只身赶往山东担任省委书记。
那时候的山东，局势坏透了，到处都是抓人的，黎玉没有接头人，没有经费，手上也没兵，可以说要啥没啥。
此后一年多，黎玉好不容易拉起一套班子，准备大干一场，却在抗战爆发前期遭到叛徒出卖，党组织再次遭受灭顶之灾，他无奈只得前往济南，以拉黄包车度日，并以此作为掩护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。
换作别人，可能早就跑了，黎玉完全有理由就此离开山东，就说到延安去汇报工作，我想组织也不会怪责，但他没走，而是坚持留下来，他知道换个人来可能更难，这是不负责的。
事实证明，黎玉的坚持是对的。
抗战爆发后，韩复渠在山东消极抗日，最后竟然一枪不发，带着十万大军跑了。
一时间，山东成为“无主之地”，黎玉的机会来了。
为了快速建立根据地和抗日武装，黎玉把仅有的力量全撒出去，在全省发动武装起义，联络民间抗日力量，把能拉的人都拉起来。
随着一次次起义的爆发，山东的抗日武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。
1938年4月，黎玉去了趟延安，毛主席亲自接见他并夸赞说，“你能在这么短时间内，就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，这很了不起！”
毛主席还告诉黎玉，八路军就要派部队去山东了，在随后举行的高级干部会议上，他还向大家隆重介绍了黎玉。
不久，八路军山东纵队就成立了，张经武任总指挥，黎玉兼任政委，下辖九个支队、一个纵队、两个团和一个干部支队，总兵力2.4万余人。
黎玉刚进入山东的时候，党组织只有3个人，两年半变成2.4万人，这太了不起了！
后来，罗荣桓率115师进入山东，与黎玉一起在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。
到抗战结束时，山东的正规部队已经发展到28万余人，民兵50万人，自卫武装过百万，根据地覆盖山东三分之二以上的县，辖区人口1900余万，是全国规模最大的根据地之一。
靠着这份成绩，黎玉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，这是党组织对他的肯定。
02
1938年黎玉第一次去延安，不但见了毛主席，接受了建立根据地的任务，还看到了延安的困境。
当时，国民政府已经停止派发军饷给八路军，所有武器弹药、粮食和药品等物资补给，只能自己想办法。
而毛主席生活的延安，更是穷困到了极点，获取一针一线都难，黎玉看到他衣服裤子上到处都打了补丁，他感到心疼。
1939年皖南事变后，抗日根据地更是被严密封锁，延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，抗战也陷入到最艰难的时期。
黎玉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决定做点什么。
很快，黎玉就想到了胶东招远，那里有玲珑金矿，延安不是缺钱吗，如果能把黄金运过去，就能解决大问题。
不过，玲珑金矿当时掌握在日本人手中，为了防止黄金外流，日军还在山东全境实施管制，对私自买卖的黄金一律没收。
玲珑金矿是我国著名黄金产地，矿产丰富，自古有“金都天府”之称。
日军占领玲珑金矿后，进行了大肆掠夺性开发，并公开叫嚣“宁失招远城，勿失玲珑矿”，足见这地方分量有多重。
当时，黎玉面临两大难题，一是怎么开采，二是怎么运输。
为此，黎玉进行了一番安排，他派遣精兵强伪装成矿工打入玲珑金矿，团结被压迫的矿工，并秘密成立金矿工会，在开采的时候用石头换下高品质金矿砂，然后磨成金矿粉揉进头发，或者藏在棉袄和鞋底的夹层里，甚至把汞膏（内含品位很高的金子）藏在菜饼子里带出去，然后提炼出黄金。
黎玉还在招远成立了武装力量，专门伏击日伪军的运金车队，抢夺黄金和金砂，曾一次性抢到30公斤黄金。
筹金不易，运金更难。从胶东将黄金运到延安，路途遥远，需要穿越数百道封锁线，除了日伪军设置的障碍外，国民党控制区的防线更是犬牙交错，一路上可谓危机重重。
为了顺利运输黄金，黎玉让人将黄金打包成子弹盒大小的金包，用针线缝进子弹袋，负责运输的同志并不知道是黄金，只知道是很重要的物资。
首先要将黄金运输到山东分局的驻地鲁南，为此黎玉开辟了两条秘密运输通道：
第一条叫渤海走廊，这条线路是去山东分局的，虽然路途遥远，却能避开重兵把守的敌占区和封锁区；
第二条叫滨海通道，是1944年才开通的，胶东、滨海两个军分区历时八个月作战才打通这条通道的，距离缩小了一倍，两天内即可从胶东抵达山东分局。
黄金抵达山东分局后，距离延安还有上千里，黎玉又采取分段接力的方式进行运输，并派遣护金部队一路护送，经微山湖和湖西根据地抵达晋鲁豫根据地，再前往太行山根据地，之后去延安。
每一次运送黄金，哪个部队送，谁负责，走哪条线，都是严格保密的。
这条路线虽然通过了不少根据地，但需要经过国民党封锁区，依然危机重重，我们已经无法精确统计有多少同志在运输途中牺牲了，只知道光是在昌邑抗日殉国烈士祠的纪念碑上，就刻着391名牺牲烈士的名字。
虽然有不少同志牺牲，却没有发生一起携金叛逃事件，没有丢过一两黄金，而这些，都是黎玉运筹帷幄的结果。
据招远县档案记载，整个抗战期间，黎玉一共将13万两黄金运到延安，是1943年陕甘宁边区财政收入的7倍，有力支援了敌后抗战。
03
在不断向延安运送黄金的同时，黎玉还大力发展山东纵队和根据地，并为115师提供帮助，在他的努力下，到1940年夏，山东纵队发展到5.4万人，115师则发展到7万多人。
那时候，山东纵队保持了相对独立性，黎玉可以说是手握重兵的“一方大员”。
但是，在抗战大局面前，黎玉的原则性很强，只要组织需要，他随时可以交权。
1941年9月，山东分局成立，同时成立军政委员会，由罗荣桓担任书记，自此山东纵队开始接受115师指挥。
1945年抗战结束后，罗荣桓率山东部队主力北上东北，但缺少武器弹药，黎玉二话不说，拿出三万支枪给罗荣桓，可以说将压箱底的武器都送人了，陈毅对这件事感触颇深，曾说黎玉才是真有党性的同志。
同年12月，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，由饶漱石担任书记，黎玉担任副书记，由于饶漱石因故暂时无法到任，所以在此后一年时间里，实际上是由黎玉主持工作。
1946年是个多事之秋，国民党发起全面进攻，解放区不断被压缩，粟裕只得率华中部队与山东部队会合，统一归属华东局领导。
在此过程中，黎玉做了很多有益工作，他在山东进行的土改成效很大，为日后华东野战军屡战屡胜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1947年1月，华东野战军正式成立，总计11个纵队27万大军，是当时我党规模最大的野战军之一。
恰在这时，饶漱石来到山东，开始主持华东局动作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康生。
这两个人可以说是来者不善，因为他们带来了一整套整人的东西。
饶漱石和康生的目的是在山东“称王称霸”，而他们的目标直指以黎玉为首的山东干部，他们选择的突破口则是1946年进行的山东土改。
1947年2月，饶漱石宣布开展土改复查，实际上是鸡蛋里挑骨头，专找黎玉的麻烦：
第一，说黎玉在山东的土改是“富农路线”，对富农手软，执行力不够；
第二，说黎玉在山东搞“山头主义”，把山东当作“独立王国”，搞地方本位主义；
第三，说黎玉在山东搞“宗派主义”、“宣传个人”，甚至在房间悬挂自己的画像，让人高呼万岁。
这三个问题摆在黎玉面前时，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专门为了整他而设计的，用“富农路线”来整人已经是老生常谈了，饶漱石和康生不是“原创”，其他两个问题更是荒唐，原因很简单，抗战时他手握重兵都没这么做，交出军权后就更不可能了。
面对饶漱石的发难，黎玉只问一句话，“你说的这些，有没有证据？”饶漱石低头不语。
此后，饶漱石多次召开会议，对黎玉进行批判，给黎玉扣上了几顶大帽子，全盘否定了他在山东的工作成果，同时将胶东区党委书记林浩、渤海区党委书记景晓村等一大批地方干部牵连，这些人多数受到处分。
黎玉有大功于革命，却遭受不公平待遇，林浩建议他找中央申诉，去找毛主席评理，一定要把官司打赢，但黎玉没有反抗，而是默默接受一切。
后来，黎玉说自己之所以不反抗，其实是为了大局着想，因为当时全国战局处在关键时刻，必须全力以赴共同御敌，不允许内部出乱子，否则满盘皆输，如果他为了个人利益而与饶漱石和康生展开斗争，必将在内部引起一场腥风血雨，会导致山东和华中两地干部处于对立，这对战争是极其不利的。
就这样，在“一切为了胜利”的大局下，黎玉以蒙受不白之冤为代价，以牺牲自己和一大批老部下的政治生命为代价，维护了内部团结。
不仅如此，黎玉还全力配合饶漱石的工作，华东野战军在前线激战时，他尽一切可能组织山东群众支援前线，共计运送粮食8亿多斤，其他物资不计其数；共动员近60万人参军，为华野源源不断“输血”。
1949年3月，七届二中全会召开，因饶漱石等人从中作梗，“黎玉问题”竟然通过决议，被写进党的正式文件，自此黎玉的政治生命开始走下坡路。
04
1949年5月，上海解放后，黎玉被任命为省委秘书长，从省委一把手到秘书长，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。
一个月后，在七届三中全会上，黎玉的候补委员又被取消。
到了1952年2月，黎玉更是被撤销秘书长等全部职务，被任命为上海市委劳动工资处处长。
这个消息一经传出，黎玉的老部下都炸锅了，纷纷打抱不平，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竟然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，天理何在？
黎玉却说，“为了大局，自己受点委屈、牺牲点个人名誉，也没什么。”
其实，凭白蒙受冤屈，一直是黎玉心里的一块石头，他想在恰当的时候再说出来，至于哪个时候恰当，他不知道，他只知道不论在什么岗位，都要尽心尽力做好。
由于黎玉工作出色还不抱怨，所以组织在考察他时，认为他“悔过”态度良好，便将他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担任副部长，此后三十余年，他就一直在这里工作，一直干到第一常务副部长、党组副书记。
这三十年，黎玉没有荣誉，没有军衔，也没人提起他当年在山东干了什么，似乎他的光辉历史被一笔抹去了。
一直到1984年，已经78岁的黎玉认为时机恰当了，便拿起笔写了一份申诉材料，将所有问题一一说清楚，每一条罪名的反驳材料都是厚实且有说服力的，证明饶漱石和康生给他的定的罪名都是无中生有的。
最让人动容的是，黎玉在材料中说，他申诉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那些曾跟随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和部下，更是为了支持过他的广大山东百姓，他们受到自己牵连，一直被埋没，这对他们是不公平的。
组织收到材料后，派人进行逐一调查，经过大量走访和考证，证明黎玉是清白的。
1986年2月13日，黎玉被正式平反，恢复政治名誉，为了这一天，他等了足足38年，那一刻他哭得像个泪人。
历史就是这样，有人载誉而归，有人负重前行，黎玉就是后者，他用牺牲小我换取大我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。
1986年5月30日，黎玉在得到平反通知的两个多月后，安详地离开人世，没有留任何遗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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