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者按：
刑满释放人员（以下简称“刑释人员”）的“再社会化”一直是道社会难题。今年8月，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宣布招录刑释人员一事，引发社会广泛争议。
9月，原点栏目发表《出狱四个月后，他被胖东来录用了》和《胖东来招录刑释人员引热议，回归社会之路如何走？》（点击标题跳转至原文）两篇文章，聚焦刑释人员求职过程中的心态、遭遇的困境及困境背后的法律问题。
然而，就业只是刑释人员“再社会化”过程中的一部分。住房、社保、家庭关系的重建……每一道关隘，都可能成为他们回归路上的阻碍。
从上世纪50年代至今，新中国逐步建立起由政府、社会、企业共同参与的安置帮教体系。如今，刑释人员出狱后，不再是无人管、无处去的状态。
“社会支持系统”，指个人通过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物质援助、情感关怀等帮助的持续性支持体系。在安置帮教的工作背景下，刑释人员如何重获社会支持系统？谁又是这一系统中的“关键要素”？在多元主体参与的安置帮教体系中，不同主体之间又是如何协同的？
第三篇，我们将聚焦上海本土的安置帮教实践，了解社会力量究竟如何精准链接多元资源，为刑释人员构建稳固的社会支持网络。
9月9日，68岁的朱明终于走出这道封闭的铁门。
2006年，48岁的他因犯贩卖毒品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。因为吸毒，他卖掉了自己在上海唯一的房产。出狱前，狱警联系朱明的家人无果，街道也表示无能为力。
朱明无处可去，身无分文。那一晚，朱明只能住在旅馆里。
第二天傍晚，他被送到上海市宝山区一家洗衣厂门口。工厂靠近石洞口码头，隔着长江，对面就是崇明岛。周边全是工业区，人烟稀少。
朱明心头一沉：是不是又要把我关在另一个地方？
接待他的是比他大几岁的陈国胜。陈国胜先带他去吃饭，再去洗澡，最后替他买全了所有的生活用品，包括剃须刀和指甲钳。隔天，朱明有些感冒，陈国胜又买好药放在他的床头。
朱明在洗衣厂安了家。两个多月后再谈回忆，他忍不住哽咽：
“我没想到，陈老师对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，‘朱师傅，您饭吃过了没’？”
打破“绝望”
朱明到来的前一天，陈国胜一晚上没睡好觉。
他是上海市虹口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的金牌帮教老师，也是这家洗衣厂的办公室主任。他了解到，服刑时朱明因试图抢劫枪械，又被判了死刑缓期执行。“他内心有些什么想法？他身体状况如何？半夜会不会擅自离开？能不能适应工厂的生活？”
但他还是决定接纳。“总要给他个出路。”
在洗衣厂里，和朱明一样的“三无”（无家可归、无亲可投、无业可就）刑释人员，不止一人。
吴强因犯盗窃罪入狱。2022年出狱时已经59岁。举目无亲的他用八个字形容自己当时的处境：衣食无着、居无定所。
吴强急需一份工作。经过多方协调，他被安置在洗衣厂。和朱明一样，最初他也有过顾虑，司法局的工作人员告诉他，洗衣厂安置刑释人员多年了，十分靠谱。
没入狱前，他做着各种小生意，从没上过班。考虑到吴强的年龄和身体情况，陈国胜安排他推货架车，是厂里较为轻松的工种。
放满衣服后的货架车不好推，刚开始时，吴强干起来很费劲。他沮丧地找到陈国胜，陈国胜意识到，吴强想把工作做好，但内心十分焦虑。陈国胜安慰他，先定一个小目标，咬咬牙，熬过一周是一周。
就这样，吴强熬过了今年上海炎热的盛夏，如今已能完全胜任。他意识到自己不是“没用的人”。
“踏实，也充实”，就像飘着的浮萍靠了岸，吴强拥有了新生活：工作闲暇之余，他喜欢听歌，也会去工厂附近的小镇上唱卡拉OK。厂里还有一位患脑梗的刑释人员，行动不便，吃饭如厕都需要辅助，吴强与他同吃同住，悉心照顾，整整一年。
洗衣厂内的职工休息室。受访者供图
工厂安置刑释人员已有二十余年，对普通员工来说不是新鲜事。朱明和吴强都曾担心，厂里的员工会对他们“另眼相看”。一位和朱明同住的员工则表示弘盛配资，“他们为人都挺好的”。这位员工回家时，经常把自己的电瓶车钥匙放在厂里，方便他们出行。
陈国胜也认为他们本性并不坏。很多时候，犯罪只在一念之间。
纪浩是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长宁工作站社工，有着近二十年安置帮教经验。
成立于2004年1月的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（以下简称“新航总站”），由上海市司法局作为主管单位，是全国首家从事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社会工作的社会服务机构。
纪浩发现，刑释人员入狱前可能存在一些社会和家庭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。出狱后，这些现实困境依然存在且一时难以化解，这成了他们焦虑和消极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。
他将刚出狱的刑释人员分为两类。第一类人在出狱后会第一时间向属地司法部门主动求助。安置帮教社工只需为其链接资源、助其生活步入正轨。
但这样的人是少数。大多数刑释人员出于自卑和抵触心理，不会主动求助，而这些人才是纪浩的重点帮教对象。
四年前，黄扬因袭警罪被判刑7个月。二十多年前，黄扬与妻子离婚，净身出户。出狱时，黄扬61岁，身无分文。前妻和女儿拒绝接纳，他只能留宿街头。纪浩先后帮助他解决了临时住处，恢复养老金的领取及申请廉租房。
但这并不能彻底解决黄扬的困境。虽然前妻愿意提供材料帮助黄扬申请住房，但始终不愿与他见面。女儿如今有了自己的小家庭，更不愿坐过牢的父亲来打扰。
纪浩始终和黄扬保持联系，也经常将他的生活情况告知家属。一方面让她们放心，另一方面也让她们知道，社工一直在支持黄扬，他也有了明显的转变。
两年后，家属的“心门”终于打开了，主动将黄扬接回了家。
纪浩和同事入监帮教。受访者供图
洗衣厂只是刑释人员暂时过渡的“驿站”。在陈国胜接待过的刑释人员中，大部分人在适应社会后都有新的去处，这是他希望看到的。
当然，也有人选择留下来。曾经的副厂长，也是一名刑释人员，曾因犯盗窃罪“三进宫”，2000年左右，他来到洗衣厂，从最基础的洗涤工做起，一步步成为车间主任，最后成为副厂长，也在厂里收获了爱情。
每一个到厂里刑释人员，陈国胜都喊他们“师傅”。在他看来，他们已经为过去的事情付出了代价，而他要做的，是让“师傅们”重拾对未来生活的信心，“向前看，有盼头”。
看见伤痕累累的家庭
洗衣厂厂长陈仕荣72岁了，厂里每来一位刑释人员，他都要亲自和他们聊聊天。
到厂的第二天，朱明去陈仕荣办公室。他一走进去，陈仕荣立马从座位上站起来。一位比他年长的企业负责人起身迎接他，朱明觉得不可思议。
“到了这里就安心，把身体养好。”这是陈仕荣对他说的第一句话。
陈仕荣外出时，作为办公室主任的陈国胜都要陪伴在旁。慢慢地，他发现，老板不简单。
上世纪90年代，为解决返城知青、下岗工人的就业问题，虹口区凉城街道开办了荣伸洗衣工厂，属于政府部门的三产单位。当时，陈仕荣是街道经济科的干部，分管再就业工作。2005年，荣伸洗衣工厂改制为上海仕操洗涤有限公司，陈仕荣也因此“下海”，成为一名企业的管理者。
不变的是，他的洗衣厂依然在解决特殊人群的生活和就业问题。作为上海市虹口区帮教志愿者协会的会长，二十年来，陈仕荣的洗衣厂先后安置了300多人次的刑释人员。最多时，同时有40名刑释人员在厂里工作和生活。
洗衣厂安置刑释人员的中途驿站。甘煜敏 摄
陈国胜2009年入职洗衣厂。他坦言，最初他内心有些防备和顾虑，周围经常有人评价他，“好人不帮，帮坏人”。这让他更加不理解这份工作。
转机出现在一次春节慰问中。那次，陈国胜跟着陈仕荣去探望某位服刑人员的孩子。小女孩只有10岁，她和瘫痪的母亲住在破旧的上海老房子里，门窗都是坏的。除夕夜，小女孩的晚饭只有4个汤圆。
陈国胜意识到，他不是在帮助坏人，而是在帮助一个“受伤”的家庭。多年的帮教工作也让他和陈仕荣意识到，犯罪行为的背后，“生病”的可能是整个家庭。
一次，陈仕荣接到狱警来电，对方称有一位罪犯自称是他儿子，想要见他。
陈仕荣“吓了一跳”，赶到监狱去才发现，小伙儿曾经在洗衣厂工作过，刚成年。他的母亲早逝，父亲再娶，他从小无人看管，先后“七进宫”。第一次出狱到洗衣厂时，他没有皮带，提着裤子，穿着一双大号的皮鞋，陈仕荣给他安排了工作。
纪浩也见过太多破碎的童年。章冲是他曾经帮教过的刑释人员。二十年前弘盛配资，他犯故意杀人罪，杀害的人是自己的亲属。鉴于案件具有特殊动因，法院判其死缓，后依法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。
章冲是知青子女，从小父母教育缺失。章冲出生不久，父母就去了甘肃，将他留给爷爷奶奶抚养。祖辈对他的管教方式唯有打骂，章冲从小没有“家”的概念，规则意识薄弱，最终走向歧途。
家庭，是很多人放不下的牵挂。
一位68岁的诈骗犯，起初抗拒和陈国胜接触，但提到家里80多岁瘫痪的老母亲是他唯一的牵挂，他担心自己出狱后再也看不到母亲了，让陈国胜“想想办法”。
从监狱回来后，陈国胜两次上门，才遇到他的母亲。拍下照片，送进监狱，狱警说，男人一拿到照片眼泪就流下来了。
另一次，一位银行抢劫犯，因在狱中行为恶劣，出狱时由副监狱长亲自送到洗衣厂。第二天，他向陈国胜提出，要去墓地祭拜去世的爱人。陈国胜为他安排好车辆和驾驶员，在爱人的墓前，这位监狱里的“刺头”双膝跪下，失声痛哭。
陈国胜曾两次上门为拍摄照片。受访者供图。
向前走一步
纪浩入监帮教过无数次。他既配合区司法局入监开展常态化工作，也作为新航总站“爱启新航”的项目骨干，为临释人员提供专业帮教。
“爱启新航”项目的诞生，与上海出监监狱制度的探索几乎同步。2011年，上海市五角场监狱被定位为全国首批、上海市唯一一所出监监狱，主要关押即将刑满或余刑在三个月以上、一年以下的短刑期罪犯。
为进一步强化出监教育功能，2013年监狱设立沪籍与外省籍出监监区，将上海籍临释人员提前三个月集中，开展回归社会前的适应性训练。也是在同年，新航总站与五角场监狱携手，在市司法局、监狱管理局和爱心帮教基金会的支持下，共同打造“爱启新航”回归教育项目品牌。
自2013年7月起，项目社工每月入监，以“监社无缝衔接”为目标，多方协作，填补罪犯出狱前“最后一公里”的教育空白，内容主要涵盖情绪管理与心理疏导，生活技能培训，法律与政策咨询等。
新航总站制作的“回归指南”，发放给每一位刑释人员。受访者供图
纪浩介绍，其中，心理疏导是临释人员最为迫切的需求。
他将服刑人员的心态分为三个阶段：刚入狱时，对环境感到陌生，会产生消极心理，甚至自暴自弃；随后，慢慢适应；而到了出狱前，焦虑和恐惧的感觉便会袭来。
心理疏导的目的，往往是为了了解背后最实际的生存需求。
黄蒙是纪浩帮教了十年的对象。临释前两年，他得知，自己户籍地的老房子赶上动迁，前妻擅自代办了拆迁手续，随后，哥哥又跳出来主张继承权。黄蒙与妻子离婚多年，孩子随妻子生活，出狱后他该住哪里？没钱又该如何生活？对未知的恐惧和担忧让黄蒙情绪失控。
了解情况后，纪浩一边对黄蒙做心理疏导，一边反复做前妻的思想工作。多次协调后，前妻态度缓和，同意从动迁补偿款里拿出一部分给黄蒙。
最终，在司法局与监狱的监督下，纪浩、动迁组、律师一同进监，黄蒙签署动迁协议，从此“吃下了定心丸”。
“向前走一步”，纪浩这样形容他的工作。当刑释人员还在服刑时，社工便定期入监，了解其家庭情况和出狱后可能存在的困境，尽量在出狱前有所解决，缩短他们出狱后的“空窗期”。
在五角场监狱内有一栋模拟实训大楼，其中建造了社区事务受理中心、超市、银行、火车站等场景，目的是让服刑人员能在“仿真社会”里提前适应社会生活规则与流程。
纪浩做了个比喻：模拟实训大楼是“硬件”投入，“爱启新航”项目则是“软件”升级——监狱通过引入社会组织，解决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就业、心理调适、社会融入等现实难题。
五角场监狱内的模拟实训大楼。图源：微信公众号“上海监狱”
为了同一个目标
安置帮教是一项系统工程，仅凭一方的力量远远不够。
曾经，陈国胜帮教的一位虹口籍临释人员，拒绝出狱。父母离异后，父亲将房产卖掉，与保姆结婚，而房产中一部分是他的产权，导致他出狱后将无家可归。
陈国胜虽有心相助，却难以精准对接街道资源、协调多方关系。他转而联系新航总站虹口分站的社工。凭借在各区扎根的网络优势，社工迅速联动街道、民警、律师及司法所干部，共同与其父亲协商。最终，家人将他接回，父亲也承诺每月支付2000元生活费。如今，他被安顿在母亲一方的亲戚家中，重获落脚之处。
作为专业社工，纪浩主要帮助刑释人员应对心理调适与社会融入难题。而当遇到就业问题，他往往也需要借助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的力量。
该协会在就业方面拥有丰富资源：既广泛联络社会各界爱心企业，搭建起企业与刑释人员之间的桥梁；又熟悉就业市场动态，能根据个人技能水平与兴趣，精准匹配岗位。
章冲出狱时已四十多岁，家庭拒绝接纳。纪浩通过上海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，联系到一家餐饮店。老板表示愿意接纳刑释人员。餐饮店包吃包住，章冲在店里备餐打杂，逐渐回归正常生活。
纪浩总结，新航总站和上海市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看似分工不同，实则在市司法局统筹下形成了有机的整体，相互链接资源，合力为刑释人员排忧解难。
上海已形成“司法局统筹、社工主导、志愿者辅助、社会组织参与”的帮教模式。然而在就业层面，仅靠政府举办的专场招聘会仍显不足。这类招聘虽能在程序上淡化“犯罪记录”的影响，但企业的参与才是关键。
“像洗衣厂这样的爱心企业，还是太少了。”虹口区社会帮教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缪敏直言。多数企业最初因政策红利或资源倾斜而加入，发现“没有实质性好处”后，便会退出。
洗衣厂是上海市刑释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。甘煜敏 摄
缪敏也敏锐地关注到，当下刑释人员中高学历、具备专业技能者占比显著提升，这对安置帮教工作提出了新要求。协会也与猎头公司积极合作，为他们匹配适合的就业岗位。
纪浩关注到胖东来今年8月公开招聘刑释人员一事，在他看来，这一举措不仅向社会传递了积极的信号，也为其他企业提供借鉴。
但他也指出，刑释人员仍被视为特殊招聘对象，身份难公开、考核标准高，融入集体可能受排挤，这些都是胖东来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2009年，上海将刑释人员纳入就业困难人员认定范围。江苏、广州等地随后跟进。纪浩建议，国家层面应尽快出台统一政策，在全国推广这一做法。
改变正在发生
郑波是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总干事，亲历了上海安置帮教体系的发展。
2016年，司法部、中央综治办、民政部、财政部联合制定印发《关于社会组织参与帮教刑满释放人员工作的意见》，标志着我国首次在国家层面系统化、制度化地推动社会组织参与刑释人员帮教工作。
而上海的探索更早。郑波介绍，2003年，上海便率先启动预防和减少犯罪工作体系建设，并探索本地化社会工作模式，借鉴新加坡、中国香港及中国台湾等地经验，在全国首创“政府购买社工服务”机制。
模式建立之初，专业社工从何而来？郑波回忆，一类是通过社会招聘，重点吸纳社会工作、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法学等专业背景人才；另一类“特殊力量”则来自公安与监狱系统的老干部——他们将三十余年的执法经验转化为帮教技能。
上海的做法被中央政法委多次推广，并为2019 年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》的立法提供了实践样本。
新航项目社工在开展临释女性对象成长小组活动。受访者供图
然而，好的模式不一定能够全国推广，其中最大的阻碍是工作理念的转变。
据了解，目前国内部分省市仍延续“执法主导”的帮教模式，以“管控”为核心。基层工作人员多来自司法系统，着制服开展工作。
华东理工大学教授张昱、费梅苹曾指出，社区矫正与安置帮教应转向专业的“社会工作”模式，摒弃传统的“管、监、控”，以平等、尊重、接纳的态度，提升服务对象的自我管理能力，并促进其与社会环境的良性融合。
如今，全国从事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社会工作的社会组织数量增多，但多数仅参与单项工作，如教育帮扶、心理辅导、公益服务等，未能达到新航总站的规模与全流程覆盖水平。
一般来说，针对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期限为五年。今年11月，纪浩正式与黄蒙解除帮教关系。在此之前，他为黄蒙介绍了一份保安工作。如今，黄蒙生活稳定，临近退休。
在纪浩看来，这是一项没有终点的工作。他的手机里至今保存着不少帮教对象的联系方式。即便出狱多年，在生活中一遇到问题，纪浩都是他们可靠的求助者。
纪浩呼吁，社会对于刑释人员的限制应“因罪而异”，不能“一刀切”。要打破传统观念中“一朝犯罪，终身犯罪”的错误标签，建立可修复的犯罪记录制度。
“只有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形成合力，他们才能够实现从‘回归社会’到‘融入社会’的转变。”他说。
洗衣厂内的标语。甘煜敏 摄
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弘盛配资，文中刑释人员均为化名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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